他立刻补充道，

“但她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

这次换成我沉默了。我很想问问妈妈到底在猜疑什么，但又说不出口。最后我换了个话题：

“现在医生怎么说？”

他厉声说：

“我跟你说了——他们什么也不跟我说！”

我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双手抱头，排队登机的人从我身边缓缓走过。

“她有手机吗？”

“她几周前把手机摔坏了。她不相信任何人。”

我那节俭的母亲会丧失理智地摔坏手机，这场景让我很难想象。爸爸描述的像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

“钱呢？”

“也许有一点——她随身带着自己的挎包，她总是把它放在眼皮底下。”

“包里有什么？”

“都是些她自认为非常重要的破烂。她称之为证据，其实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是怎么离开医院的？”

“医院的人不告诉我。她可能在任何地方！”

第一次，我感到有些恐慌，于是我说：

“你和妈妈不是开设了共同账户吗？你可以打电话给银行，询问一下最近的交易记录。然后通过用卡信息追踪她的下落。”

他没有搭腔，从这一点我能够看出，之前他没有想过给银行打电话：他总是把钱的问题留给妈妈解决。在他们一起经营生意的时候，她处理各种分类账簿、支付账单、提交年度税务报表，她天生就有着跟数字打交道的能力，并且可以长时间专注于理清收入和支出。我还记得她用过的旧式账目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格呢。她的钢笔字非常有力，把数字写得就像盲文一样。

“爸，你去和银行核对一下，然后告诉我。”

趁着等待的时间，我离开排队的人群，走出候机楼，来到了吸烟区，脑袋里胡思乱想着妈妈在瑞典失踪的事情。这时，手机又响了。我很吃惊，爸爸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我把手机拿到耳边：

“丹尼尔，仔细听我说……”

是妈妈。

“我在一个公用电话这儿，钱不多了。我敢肯定你父亲对你说过什么，但是他跟你说的都是谎言。我不是疯子，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的是警察。我马上要登上飞往伦敦的航班，你到希思罗机场接我，航站楼是……”

她停了下来，去查看机票上的信息。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快说：

“妈！”

“丹尼尔，你先不要说话，时间不多了。这架飞机是直航，我会在两小时后降落。如果你的父亲打电话给你，记着……”

电话挂断了。

我试着拨回去，希望妈妈能够接电话，可是没有应答。就在我打算再试一次的时候，爸爸的电话来了。没有多余的寒暄，他直接开始讲了起来，听上去就像是在念笔记：

“今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她在哥德堡机场支出了四百英镑，收款方是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她坐上了第一班飞往希思罗机场的航班。丹尼尔，她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丹尼尔？”

“我听到了。”

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刚刚接到过妈妈的电话，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她在路上了？是因为我相信她吗？她的声音听上去严正而权威，我原本以为会听到的颠三倒四、真假莫辨的胡言乱语并没有出现。这让我很是迷惑，或者说我完全糊涂了。感觉她像正在严厉而激烈地重申自己的想法——你的爸爸才是个骗子。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去机场接她吧。你什么时候飞过来？”

“我不过去了。”

“你还要待在瑞典？”

“如果我在瑞典，她就能感觉放松点，而一旦她发现我也在英国，她会发疯的。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追踪她，我待在这里会帮你赢得一些时间，你需要说服她，她需要帮助。我失败了……”

他的劲头消失了，

“我帮不了她，她不接受我的帮助。带她去看医生，丹尼尔。如果她不再担心我的问题，你会有更好的机会帮助她。”

我无法接受他的逻辑，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等她到这儿时，我会打电话给你。那时候我们再看看该怎么办。”

我匆匆忙忙地结束了通话，脑子里一片混乱。如果妈妈真的得了精神病，为什么医生会让她离开？即使他们不能合法地留住她，也应该通知我的父亲。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仿佛他成了大家的敌人，医生们都在帮助她逃离他的魔爪。在陌生人眼里，她应该是个正常人。航空公司的人卖给了她一张机票，安保人员让她通过了机场安检——没有人阻止她。我很想知道，她到底在墙上写了什么。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妈妈发给我的那张奇怪照片，爸爸在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一个陌生人。

“丹尼尔！”

在我的脑海里，这听起来像是一声渴求帮助的哭喊。

屏幕不断在更新，妈妈的航班已经降落。自动门打开，我匆忙赶到护栏的跟前，查看传送带上行李的标签。很快，从哥德堡来的乘客们开始陆续通过大门。首先出来的是商务公干的人，他们找寻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小塑料牌，接着是一对对夫妻，再后面是举家出行的人们，大件的行李堆得很高。乘客们走出来的速度取决于他们下飞机的快慢。我还是没看到妈妈的身影，她出门的时候向来推崇轻车简行，我甚至无法想象她把行李装进行李舱的情景。一位老人缓慢地从我面前走过，这应该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最后一名乘客了。我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事情不对。这时，巨大的门忽然再次打开，妈妈孤独的身影出现了。

她的头耷拉着，目光低垂，仿佛追寻着面包屑的小鼠，一个破旧的皮革挎包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