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地掩饰自己的失望，仿佛他之前的喜悦是一种错误时，我还是感到一阵悲伤。他比我大十一岁，今年刚好四十，这是他的公寓，他是一个成功的法律顾问和律师。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努力扮演平等的角色，竭尽所能地支付相应的租金。不过，说实话，我负担不起。我的工作自由，作为一家公司的设计师，我将屋顶空间转化为花园，但只有当方案获得采纳后才能得到报酬。由于经济衰退，我接不到太多的活计。那么，他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想是他渴望的那种平静的家庭生活，而这正是我在行的。我不会吵闹。我与世无争。就像父母一样，我努力使自己的家庭远离这个纷扰的世界。马克曾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了十年，但以一场痛苦的离婚而告终。他的前妻控诉他偷走了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浪费了她对他的爱。在她三十五岁的时候，她再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伴侣了。马克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他确实偷走了她十年的光阴。对于她，他充满了愧疚。而我相信，这份愧疚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我曾见过他二十几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自信满满，身着昂贵的西装，笔直挺拔。他曾热衷于健身，这为他带来了宽阔的肩膀和粗壮的手臂。他呼朋引伴地出没于脱衣舞俱乐部，为同事们策划令人难以忘怀的单身派对。在那里，他大声说笑，拍打着别人的后背。当他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说的是另一个人。在后来的争吵中，他的父母站在他的前妻那边。他的父亲尤其对马克感到恶心。从那以后，他们再无往来。他妈妈倒是给我们寄过圣诞贺卡，可里面往往只有一首音乐，似乎她不知道该对我们说些什么。落款上也从没有他父亲的名字。我不知道马克是否将我父母的认可视为第二次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权要求进入我们的生活。他容忍我不断推托的唯一原因，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觉得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件事。这可以减轻我的压力，使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暂缓事实的曝光。

他站在我身边，没有问我是否要跟父母说起他的事。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不是正确的时刻。”

他点了点头：

“先处理好你妈妈的事。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不管什么时候。”

他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

“真是对不起，马克。”

即便是临时得到通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飞往瑞典也不是什么难事。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是否买得起机票。在还没有对父母讲明马克身份的时候，我的确不应该让他掏钱。为了机票，我花光了最后的积蓄，甚至提高了自己的透支权限。买完票后，我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的行程。我将乘坐早晨第一趟航班，九点三十分从希思罗机场出发，中午时分到达瑞典南部的哥德堡机场。他的话很少，听起来非常沮丧和失落。出于对他一个人如何面对孤独的农场的关心，我问他正在做什么。他回答说：

“我在收拾东西。她把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柜子都翻得乱七八糟的。”

“她在找什么？”

“我不知道。她丧失了理智，丹尼尔，她在墙上到处乱写。”

我问她写了什么。他告诉我没关系。核对完行程，我们互道了晚安。

我完全睡不着。关于妈妈的回忆不断在我脑海里闪现着，我想起二十年前，我们一起待在瑞典的日子。那是一个位于哥德堡北部群岛的度假小岛，我们并排坐在一块岩石上，双脚伸进海水里。远处，一艘远洋货轮从深水区驶过，我们看着轮船带起的波浪在平滑的海面上漫延起层层的细纹。海浪向我们涌来，但我们没有动，只是握着彼此的手，等待着它的到来。波浪逐渐变大，直到涌到浅水区，撞击在礁石上，最终飞溅在我们的身上。我之所以选择这段回忆，是因为那是我和妈妈最亲密的时刻，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不征询她的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任何重要决定。那天晚上，在床上，我梦到相同的波浪迸裂在我们脚边的礁石上，一千次，或者更多。

第二天早上，马克坚持开车送我到希思罗机场，即便我们都知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更快一些。我同意了，因为这正是他希望扮演的角色。堵车的时候我没有抱怨，甚至没有看我的手表，我清楚马克多么希望和我一起去，我也知道仅仅是这次送行对他而言有多么不容易。在机场，他拥抱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能感觉到他胸口强抑的悸动，好在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他哭了，我也会哭的。我也需要控制情绪。我说服他，隔着登机口相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在外面说再见。我到了瑞典就会打电话给他。

就在我准备好机票和护照即将登机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爸爸，他大喊道：

“丹尼尔，她没在这儿！”

“没在哪儿，爸？”

“医院！他们让她出院了。昨天我送她进来的。她本不想住院的，但她也没有反对，她是自愿的。结果，我刚一离开，她就说服医生出院了。”

“妈妈说服了他们？”

“反正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

“你说过，是医生诊断她有精神病的？”

爸爸没有回答。我又强调了一遍：

“他们没和你商量就让她出院了？”

“是的。”

他的声调低了下来，

“一定是她不让那些人告诉我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

“我就是她猜疑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