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中，充当了李世民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荐李世民效法周公，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能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的想法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使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李世民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22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肯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他的忙碌让李世民都难以承受，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累。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纵使身居相位，仍谦恭礼让，谨慎维持君臣之道。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事四朝，相六帝”，冯道的套路是什么
纵观中国千年历史，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纷争依旧，却少了些许英雄气概。然王朝更迭、江山代谢中，竟磨练出一个“乱世不倒翁”——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瀛洲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观其一生，处乱世、历巨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三入中书，担任三公、三师等职，六任宰相，为官31年，几度处于权力顶峰而不倒。政权和皇帝轮替更迭，冯道却一路官运亨通，不但长年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为瀛王。
冯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事四朝，相六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官不作为，圆滑应对。冯道为官，“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侍奉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之事询问冯道，冯道答：“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唐）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将皇帝夸得龙颜大悦，并表明自己行宰相之职，忠心耿耿，对于用兵之事，并未提出良方妙计，不仅不被怪罪，反而深得石敬瑭欢心。
第二，处事不执着，见风使舵。冯道不执着于大德大义，在朝权更迭的关键时刻，恰如其分地见风转舵，依附于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己所能表现出对新主的“赤胆忠心”。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其时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造反，愍帝闻之逃往卫州。冯道一看愍帝大势已去，便“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接潞王李从珂入城，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一职。
第三，做人不败德，洁身自好。冯道为人宽厚，不拘小节。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夺利。
冯道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布匹也一概不收。
冯道不好女色，济世为怀。辽灭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资将她们赎回，寄于尼姑庵中，之后再为她们寻找家人。
纵使冯道不算英雄，然而他一生经四朝淘洗，相位依旧，无论天下有何是是非非，如何变化莫测，他都稳坐钓鱼台。如果没有一定的手腕，是没办法做到的。
司马光为何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在危机。国家亟待改革，这时王安石顺势而为，让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而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王安石的变法，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