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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黄巾军起义,做过地方官吏,几次历经生死一线的刘备,在政治上已经日渐成熟了,城府也已越来越深。他想要借诸葛亮之口说出他心里的策略。
刘备有野心,想要称雄,他的“兴复汉室”本就是一个幌子,当时汉室未亡,天子还在,而刘备的复兴汉室只是等于自己掌权罢了。然而虽有野心但是当时的天下并没有刘备的立足之地。虽然荆州和益州是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但是一向标榜仁义的刘备不能主动做出这不仁不义之事。
而诸葛亮正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些地方的主人并不是明君,而那里的百姓渴望的是像刘备这样的君王。这下刘备有了足够的理由,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符合“天意”的。所以,刘备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政治策略的发言人,由他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既让自己得到了舆论支持,又避免了同室操戈的罪名。
所以刘备不顾关羽和张飞的不悦而和诸葛亮日益亲密了起来,因为,有些话只能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而不能从刘备口中说出,有些事虽然是刘备想做的,但是表面上却全都是诸葛亮的意思。其实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一点从刘备临死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刘备来说做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所以在他得知曹丕称帝之后,也迫不及待地称帝了,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比起荣华富贵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编草鞋。
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的孔融
“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四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进谏。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人的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他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有才无智、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房玄龄为什么能稳居相位20年
房玄龄,大唐开国名相,对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了隋朝将亡、李家王朝将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房玄龄尽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民情民风、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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