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保护自己,应该不会出现翻车或雪崩之类的意外。之前我有充足的动机杀欧阳桐,没有人有理由杀我。高文倒是说过,他会做到整个警务的内部命令是,见到欧阳楠当场击毙。可是连二十四小时都不到,他还来不及把哪条多余的人命算到我头上。然而现在这个人是奔着我来的吗?他确定车里有人?确定在车里的是我?他为什么找我?这个人是凶手吗?他谋杀的目标是我和欧阳桐?有谁能在欧阳桐死后的第一时间就把他的车弄走,有谁能在刚我逃出医院,就把我盯上?如果是这样,昨夜他为什么不去车库下手?对了,车库有监视器,我可以按照它的节奏进入车内,而他则没有办法那么精准地把我干掉。也许是这么回事,也许不是这么回事。
他的枪口依然在窗上划着,其实才十秒不到,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早打着车火,还有机会踩足油门往前冲,偏偏是他停在我面前。假设我开门使劲儿撞他,第一枪或许不会致命,那么车窗碎掉之后,他有足够的时间对着我的太阳穴补上一枪。我盯着枪口,黑洞洞不见底,那边就是无尽的死亡区域。也许我还存留一线生机,是的,他的枪口没有消音器,想自杀的杀手才敢在这种环境开枪。他逃不出现场,只要前面有车一横在路中央,自然束手就擒。这就是我的希望,他不是来杀我的,也许是劫持我,听从他,至少他不会轻易开枪。
我左手按键,车窗慢慢打开,我生命最后的赌注。车窗下来一半时,他手掌贴在玻璃上,示意我不用继续,然后他枪口不动,人慢慢蹲下来。直到他整张脸出现在车窗外,我都想不起来我是否认识他,仿佛在哪儿见过,似曾相识,但的确不认识。
看见我空着手,他枪口垂下,抿着嘴望我。四目相对,他并没打算说话。只好由我来打破这种难耐的沉默,我说:“那是我哥的车。”
他点点头,像是认同我的意思,但仍然不说话,盯着我。没办法,我还得说点儿什么,这种感觉很可怕,一个陌生人拿枪对着你,一句话也不说,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怎么会在你那儿?”
他对我晃了晃车钥匙,在他另一只手上,拿着枪的手依然没有松弛,接下来他说了第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
他口音有点儿怪,说不上哪儿的,对我来说中国话就分三种,东北话,普通话和南方话。这么分类他就是南方人吧,也说不准。哈尔滨人觉得过了山海关就算南方了。
“你杀的?”他又一次质问我。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
“所以你该清楚我为什么找你。”这是欧阳桐的保镖,他的云南哥们儿,对的,就是云南腔调。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一直跟着你。”
我摇摇头,这说法并不可信。
他的枪在手指上转了一圈,追问:“是不是你杀的?”
“你现在拿枪指着我,你要我怎么说?”
“说实话。”
“你大哥死了,你为什么还没离开哈尔滨?”我问他时,他咽了口唾沫,能看出来他心里不舒服。我继续跟他说:“我昨天跑出来,我还在哈尔滨,我也没走,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在找凶手。”
“但是你想杀他。”他说。
“你的枪是哪儿弄的?”
他没回答,似乎是蹲累了,他直腿弯腰,把枪收进怀兜,还是目视我,可敌意少了很多。我猜想接下来的走势,我想说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如组合一起查。这是不对的,对他不公平,他现在是平民一位,没案底,秘密行动,随时可以抽身,回他的云南老家愿意干吗就干吗。可如果跟我混在一起,等于跟着跳进这个坑,别想出来。况且我没法信任他,他留在哈尔滨是调查案件,还是谋杀行动的善后?即使他并无二心,他的意志是否坚强,一旦有人盯上他,会不会把我出卖?
想到这些我看看四周,虽然张队和高文早早告辞,他们仍然没有撤岗。有个扎纸彩电的警察已经注意这里。我知道这些程序,队长会在火葬场画出一连串的目标点,死者遗孀的停车位置也许连第四目标、第五目标都算不上,然而有人在车前逗留这么久,不可能被漏掉。扎纸彩电的掏出对讲机,这个是真的,很明显他在通报同伴。他没有动,我快速浏览周围有哪些人在向我们靠近。
我告诉他有人来了,他侧身留意。我把车窗摇起来,只留一条够我们说话的缝。来了三个人,那个推车的,手持报纸的,还有灵车下来的假司机。可能某一个不是,恰巧是路人,但绝对是警方的一次行动。几个点渐渐向我们靠拢。
“把他们弄走。”我说,“把我抓进去对你没好处。”
他想了想,知道该怎么干了,站起身往奥迪车走。
“把枪给我。”我的意思是,你总不至于对警察开枪吧,要是他们逮住你,你举起双手,随便找个理由解释下怎么还开着死者的奥迪,解释这辆车要比解释一把枪容易多了。
他已经走出去三步,再回来我必死无疑。我车窗完全关闭示意他不要过来,接着在前窗对他食指向下。他明白了,弯腰系鞋带,拽出七五枪往车下一推。他想起什么,飞过一张名片贴在前窗上,我扫一眼上面的名字,把车窗摇开一条缝,问:“你叫卢放?”
“如果到明天中午我还没有联系你,你马上去找卢放。”
“你怎么联系我?”
“我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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