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占’。……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广义的“游牧经济”包括以下这些最重要的特征：游牧人以畜牧作为恒常的经济活动形式，终年以不用畜厩的自由放牧来维持畜群（晚上可能使用厩栏以保护牲口）；根据放牧经济的需要，在特定的放牧地段或这些地段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人口的全部或主要部分都参与移牧活动，生产的基本取向是维持游牧人的生计。纯粹游牧经济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直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生产的方式。按照人类学家的概括，除内陆亚洲草原（包括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南俄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类型外，世界各地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类型还有：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牛群放牧为主的游牧类型，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游牧类型，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牦牛游牧类型，西南亚洲（阿富汗）山地的绵羊和山羊游牧类型，以及北部欧亚大陆冻土带的驯鹿游牧类型等。
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绵羊一向是他们估价财产的价值尺度，它能吃的草类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不适宜于马和其他大头匹食用的草类。在被雪覆盖15厘米的草场上，它们仍能吃到雪下的草。草原上的马就如同沙漠中的骆驼同样重要，所以它与绵羊一起被蒙古游牧民看成牲畜构成中最重要的品种。在水草较贫瘠的区域和山地，山羊多于绵羊。牛在古代蒙古游牧人中被用来作为牵引牲畜，用上百头牛来拖曳的安装着大帐篷的牛车，使进入草原的外地人都赞叹不已。骆驼似乎是在蒙古时期才对这里的游牧人变得重要起来的。在漠南干燥、沙砾的草场上，骆驼几乎成为与马同样重要的大头匹。
田园风景画鉴赏游牧人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按照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供给它们充分的水源并保护它们免受严寒伤害的必要性来规定的。由于草场的季节性变化十分明显，他们一般按照相当固定的线路有规则地循环移牧。每年春季草青，他们就从冬季的营盘起移，向最合适的夏季牧场（一般是在较北的高地）进发。夏季草原的植物生长旺盛，因此夏营盘的选择以水源作为最首要的考虑。在那里驻夏直到秋初，游牧民就要赶着肉肥膘厚的羊群再度动身，边牧边行，到向阳背风的冬营地（一般在较南的山谷中）驻冬。冬季有雪，水源较充足，所以冬营盘的选择以草料为首要考虑。入冬以前，体力不好、难以熬过严寒的牲畜都被宰杀。秋末和冬季也是游牧民组织集体狩猎的季节。这是对游牧生产很重要的经济补充，也是一种常规的准军事训练。入春后，新一轮的移牧重新开始。早春是对蒙古游牧民来说最危险的时节。牲口经过一冬消耗都已极度虚弱。乍寒乍暖的气温使融雪结冰，增加牲畜饮水吃草的困难。降温一次，就会有一大批虽已熬过冬天但仍过于虚弱的牲口倒毙。春季还是牲口瘟疫最易流行的季节。
古代蒙古游牧民的饮食结构集中在两种最基本的食品上：肉和奶，此外再加上非有不可的一点蔬食品。肉和奶的比例随季节变化，夏季奶制品较多，冬季则以肉为主。最普通的肉是绵羊肉，还有山羊肉和牛肉；马肉一般不吃。所有的雌性牲畜都产乳。他们也饮动物的血。牛马粪在树木很少的草原是主要燃料，游牧民的衣服和庐帐也取资于牲畜的皮毛。在农业经济中，人直接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在游牧经济中，则是由牲畜吃地里的植物，人再吃牲畜的肉和乳。消费的环节复杂了，消费本身却变得较为单调。所以游牧民更喜欢大红大绿的色彩，喜欢对着大自然放开喉咙唱歌，藉以调剂单调而有点寂寞的生活。
因为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下，游牧民当中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里那种地域性组织，联系游牧社会的纽带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崛起前，古代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氏族和氏族部落。在每一个氏族中间，真实的或者虚拟的血缘联系把许多个扩大的父家长大家庭结合在一起。氏族成员都承认，他们都是同出于若干世代前某一位始祖的后裔。但一般只有该氏族中的贵族家族各成员，才有可能清楚地追溯他们与那位始祖之间逐代传嗣的世系。氏族中的一般民众并没有这样的可以追溯的世谱。但贵族的世系谱却被看做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于是每一个氏族里都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血缘纽带：一种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可以逐代追溯的血统联系（虽然这种血统联系在很大程序上同样地带有虚拟的性质）；另一种是平民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贵族家庭之间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联系。他们世代属于同一氏族的事实本身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证明。不同氏族的贵族家庭之间的同祖世系谱，又进一步将这些氏族结合为更大的氏族部落。
在12世纪，氏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演变成为血缘外壳掩护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按照当时草原社会的观念，平民都被氏族贵族所“领有”，就像古代